死屋是这个名字是我从同行的罪犯中听来的，少有罪犯能有这“荣幸”进入,也更没听说过有罪犯自从那儿出来。恐惧的闲话让我的心蒙上一层雾,这层雾笼罩着我刚到的时间,两年,或是三年。我一直在想着为什么活着,几乎快把我折磨疯了。从狱友那我也得不到一丝宽慰,他们的眼神都在说:“滚吧,白嫩的小贵族。”——我的脸色苍白，透着一种久不见太阳的病态的白。就是这么一个所谓“贵族”的烙印,让我不知道花了多长时间,才博得了一部分人的信任。事实上,一个新狱友,只消半日时间,就可以与他同房的人打得火热了。再过半个月,你就会觉得他本来就在这（至少表面看来是这样）。只有贵族,这空虚的荣耀,在这却成了耻辱的烙印,就好比是妓女身上的梅毒,甩不掉,无时无刻折磨着你。

不过事实上,也有几个人在那时也愿意和我打交道,虽然我病态似的不愿承认。魔理沙就是最早和我接触的人。甚至在等卫兵办完手续把我带到牢里后,他是第一个向我主动搭话的人。“先生。”他说。不过在经过大半年的麻木后,听到“先生”,我已经不知道这是在叫我，条件反射性觉得他在叫卫兵,而没有动一下。“先生”,他又叫了一声,我才反应过来,一个人,在和一个人说着话。我抬起头，撞上了他的笑脸。“您是来自哪里的呢?”其实不外乎这种寒喧。我几乎忘却他说的什么了。不过我仍记得他那明亮生动的大眼睛,闪着纯洁的光;露齿的微笑随着一头金黄的头发摇动着。

现在这笑容也勉强了悬在我面前,只是那金黄的头发被焦去大半。

那时他经常没来由地找我搭话。有次早操前,他好像想对我说什么似的朝我走来,但集合铃响了,我们不得不赶去集合。少校每天几乎每天都会来,半睡半醒冒着酒气督操。没有人会想惹这时的少校。就像现在的少校……

还是让我们讲回那个爽朗的小伙子吧。早操完我们便分头去工作了,挨到午饭时才有时间见面 (所有犯人都在一个餐厅用餐,除了下关禁闭和在下面的家伙。这也是他告诉我的)。然后我问他(他总是坐在我旁边),他却茫然得抬起眼睛想了想,突然莞尔一笑,说他只是想和我道个早安。——怪人一个。不过他确实帮了我很多。在我刚被套上镣链时(每个犯人都是这样),他为我张罗几套衬垫,像母亲般细微地教导我该怎么用它们防止自己的大腿被磨伤。我放私人物品的木箱也是他给我的,还有配套的琐和钥匙。为此我花了一个卢布。虽然我的东西常常丢掉,也许是因为这箱子,不过狱中谁都会偷些什么,几乎是习惯,而不是为了什么目的。“十卢布,谢谢。”他总是在对我示好后这么说伸出一只手来,笑盈盈地报出一个在狱中相当于天文数字的价格。有时我会给他几个戈比,更多时我只是拍开他的手。那时的我敏感,暴燥,狭隘。不过他仍是笑着。有几次我问到他做这些的原因,他总是一如既往摆出那如同时尚杂志封面般的招牌笑容，然后用些不着边际的问问题生硬地支开话题。我也就由他安排。他是那时我少数的慰藉。

但是更多犯人近乎是敌视着我，也同样鄙视着魔理沙。这敌视在我暴露出白净的背膀更严重了,所有犯人,至少我见过的,背上都是红辣辣的,像生满了猩红的疮,仿佛刚吃了大棒。不过事实上那些都是旧伤。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挨那夺命的官威，但他们都认为是我贿略了少校,少挨了大棒，我只能更加得胆战心惊。但唾弃和谩骂却不会因为我的无知止步。它们如同霜雪般,抹去一层,又盖上十层,只能这么缩着头,被冷漠吞噬。他们无时无刻不提醒着我:你是孤独的。

当然,这是不只有我一个贵族。他们也同样被仇视着,却人费解地也相互仇视着。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,至少我看来是这样的,是他们那变态般的自傲、嫉世,又极力掩盖着的自卑,让他们—我们，如此孤独。